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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济全称为“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由修行于台湾花莲县的比丘尼证严法师1966年创立。如今慈济已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证严法师也因此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如今，慈济在全世界五大洲均有分会和联络处，从事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和小区志工等事业。在其医疗体系中，除了著名的慈济医院，还有为慈济医院培养人才的慈济医学院、慈济护专；在教育体系中，则有慈济幼儿园、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推广和传播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而慈济的文化板块则拥有自己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

　　在慈济，最为年轻却颇被看重的是环保事业。在台湾，仅台北就有4500个慈济环保站，每天参与工作的志工多达65000人，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占了很大比重。他们通常做的就是将原本混作一炉烧掉的垃圾进行分类，并且将可以回收的垃圾卖掉。环保站卖掉垃圾所得的钱，环保志工们将会捐献出来，支持了“传播大爱清流”的大爱电视台大部分运营开支。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环保志工们捐出来的钱还为当地穷人建立了低成本的洗肾中心。

　　作为传统宗教组织，慈济在科技应用上的心态却颇为开放包容。救灾需要大量快餐，证严法师希望发明出用冷水就泡得开的即食面饭，于是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食品组召集人魏应充领走了这个任务。作为味全公司董事长，香积面的研发全程都在康师傅的生产线上实现。而在每一个慈济的会所，慈济志工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那些深蓝色环保袋、T恤衫都是由矿泉水瓶回收后，经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抽纱织造而成，4个水瓶可以做一件T恤，9个塑料瓶就可做成一条毛巾，慈济赈灾用的毛毯也由这些回收材料制成。

　　事实上，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并成为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重要的约束力量，也与行政当局公权力形成有力的互补机制。除了慈济之外，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以及惟觉法师创办的中台禅寺通常都会在赈灾时冲在前头。除了台湾本地，慈济的赈灾和慈善事业早已遍及全球，其志工也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涵盖各种肤色、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每年过年，世界各地的弟子汇聚在证严法师位于花莲的静思精舍，仅是年夜饭就要摆200多桌。

　　慈济在美国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是慈善，比如每周固定去养老院陪伴，固定地为流浪者和流浪家庭提供热食发放。介文清说，去领取热食的流浪者什么人都有，当地的黑人、失业者，也有很少数的华人。与一般食物发放不同的是，慈济的志工在发放食物时，还会与这些人交谈，“我们会问他们为什么流浪，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些人因为失业，我们会告诉他们哪里有工作机会，哪里可以得到免费的培训，可以去什么地方申请救济金，不要总是在街头等着别人来帮你。”很多时候这种帮助会有效果，其中一个流浪家庭的孩子后来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读书。

　　这个信息是她从一个农业部下乡挂职的张书记那里得知的。在那个宜春的偏僻乡村里，由于唯一的学校在水库另一头，绕行需要三四个小时，人们往往会搭乘小船渡过去。有一年一名老师带着七八个学生坐船过水库时，船翻了，人全死了。当地的一个老农民卖了自己唯一的一头牛，到处借贷，凑了5000块钱，想在离村子近一点的地方盖一所新学校。但5000块钱啥也干不了，挂职的干部回到北京，挨个企业询问，都没有结果，只好求助附近台湾人开的饭店，这事也就传到了邱玉芬的耳朵里。

　　当年9月份，邱玉芬拉上十来个台商，赶了一个周末，坐飞机、汽车、轮船倒腾着到了宜春。夜里司机开夜车，撞上了安全岛，“那一次有师姐缝了好几十针，有师兄皮都掀了起来。你说我作为一个组织者，那种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压力和负荷......”但第二天这些人简单包扎之后各自回去上班，没有人报案。“他们很惊讶，不明白这些台湾人为什么不报案。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觉得这些台湾人可能真的挺好的，我们才获准去那边帮他们盖学校。”

　　现在与过去相比较，慈济在大陆的发展迅速很多，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台商的小圈子。2004年，慈济基金会在苏州设立苏州慈济慈善志业中心有限公司，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推广环保教育和两岸人文交流活动。2010年，慈济基金会终于获得正式身份落户苏州，成为大陆批准的首家非大陆居民代表任法人的基金会，慈济称之为“大陆总部”。除此之外，慈济以台商人群为第一落点，开始在大陆推广，长三角的昆山、无锡、常州、苏州和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以及四川、贵州、北京等地，均有了慈济的分支。除了极少数的专职工作人员外，各地志业均由志工自发展开。

　　1987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源的赵子亮是慈济志工中较为年轻的成员。“我当时在一个三本院校读书，觉得自己的未来很茫然，周围有家里条件好的同学，不学习也能有个看起来不错的未来。”这让他觉得世界并不公平。他躲避考试，甚至一度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机缘巧合下他听到大爱电台，后来又渐渐上网找大爱电视台的节目，发现真的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努力地为别人付出，原来做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内心的平静。当时在秦皇岛上大学的他每个月都要坐慢火车到北京参加慈济的活动。如果说身份显赫的人在慈济可以获得脚踏实地的感觉，因而迷恋这里，那么对于平凡如赵子亮的年轻人来说，他找到的是一个放得下得失计较的处所。

　　黄桂梅与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拼多年，如今拥有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生活稳定的她一直乐于做些助人为乐的事。但在遇到了慈济之后，她觉得慈善的方式似乎可以有更人文的表达，“他们不称呼那些被帮助的家庭为‘贫困户’而是‘感恩户’，每一次发放物品都会由衷地对被帮助的人表示感恩。他们说话轻声缓语，甚至吃饭端碗拿筷子都有规矩。”这一切并不是耳提面命的要求，而来自于每一个在慈济出入的人亲身示范。深圳的叶碧峰师姐会在交谈时忽然轻声而严肃地提醒你“不要翘脚，会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在吃饭时，她们自己端坐在凳子上，挺直腰板，四指垫在碗下，大拇指扶住碗沿，“久而久之，你在这里就不会放肆，心里充满了尊重和宁静。”原本并不愿意与她一起来慈济参加活动的丈夫因为好奇，跟着她和儿子听了一回静思语教学，颇感兴趣。